“看得出来，您对这间办公室做了一点小小的修改。”费里先生突然打破了沉默，“那幅画是真的吗？”他指了指壁炉上那幅布歇画的风景画。
  “那是我从家里运来的。”虽说是文化部，可部里库房当中的那些艺术品都是些毫无档次的假货，吕西安不得不用一些自己收藏的真画来提升一下这个办公室的品味。
  “真是有派头，当年我在这里办公的时候可没心思做什么布置。”
  “啊，我忘记了，这里也曾经是您的办公室。”吕西安将手里的文件放在桌面上，文件自动合上了，“您当年做总理的时候，自己兼任了文化，教育与宗教部长的职务。”作为孔多塞的忠实信徒，费里把教育改革当作了他毕生的追求，在他的整个总理任期里，他都将“建立一个没有上帝，没有国王的社会”作为自己施政的第一要务，为此他甚至以总理身份亲自来文教部门办公。
  “那时候我们每天都忙的脚不沾地，”费里先生的语气里带上了一点淡淡的怀念，“这间办公室里堆满了文件，我就在文件堆里接待各种客人……那时候部里的职员们也有不少理想主义者，他们拿着微薄的工资，每天和我一样工作十几个小时，只为了完成一点有意义的改革——这样的人我看现在这座楼里可不多了。”
  “我想每一任部长都有自己的工作方法。”吕西安皮笑肉不笑地回答，他用手轻轻抚平那份文件封面上的褶皱——那封面上用简洁的字体印着黑色的大标题：《政教分离法》。
  “当然了，您如今是部长了。”费里先生刻意的将“部长”这个词念得很重。
  他不喜欢我，吕西安心想——这是理所应当的。儒勒·费里三十多年前就是坚定的共和派，在刚刚过去的布朗热风波当中也一直坚定的站在布朗热将军的对立面，他怎么可能对吕西安这样的投机者有一点好感呢？若不是这位老先生一直以来对教育改革都有着超人的热情，他恐怕今天绝不会登吕西安·巴罗瓦的门。
  “我看您已经读完了我的改革草案，那么我想要听听您的看法。”
  “您不觉得这样的法案……有些太过大胆了吗？”吕西安试探地问道，他重新翻开文件，找到自己刚才用红色铅笔划线的几个地方，“您打算关闭全国所有的四千五百座教会学校，将所有学生纳入公立学校；将义务教育的年限从6到13岁延长至18岁；禁止任何宗教团体在法国进行教育活动；不允许修士在所有教育机构里任职——甚至包括大学！”
  “我们要用书本和利剑维护共和国，教士们应当成为共和国手握教鞭的骑士。”费里先生抬起头，冷冰冰地看着吕西安，“一旦所有的法国青年都能够接受免费的世俗化义务教育，那么等这样的新一代人成长起来之后，我们就永远不必担心陈腐的旧势力会卷土重来了。”
  “那不允许修士从事教育的话，神学院该怎样办学呢？”
  “共和国里需要神学院吗？如果有人想要学习神学，他们就去罗马好了，我相信梵蒂冈会有很多好的神学教师。”费里耸了耸肩膀，“但不能在这里，不能在法兰西共和国的小学，中学或是大学里。”
  “请允许我提醒您一下，站在您和您朋友的自由主义立场上，国家对教育界这样的干涉也算得上是暴政了——尤其是干涉大学，这是从未有过的行为。”吕西安几乎可以预料到这样一份法律将引发怎样的剧烈反弹了。
  “也许是吧，但为了共和国的利益，这种事情总是要有人做的。”
  可我不想做那个人啊，吕西安心想。他推动这个改革纯粹是为了给自己增添些声望，巩固一下自己“共和派”的新形象，他可从没想过真的要做成什么事情——他只是想让选民们觉得他在做事罢了。
  “您考虑过这些政策的成本吗？”他换了一个角度，“这会给我们的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
  “我估算过了，”费里打断了他的质疑，“按照今年的预算总额来计算的话，我们需要把教育经费占财政总预算的比例提升到百分之五——您不需要查了，如今是百分之三。”
  吕西安有些尴尬地收回打算去翻文件的右手，“您知道如今的财政赤字……”
  “相比各个部门的浪费以及各级官员和政客中饱私囊，私相授受的金额，这实在是一笔很小的支出了。”费里先生毫不客气，“举个例子，您的朋友阿尔方斯·伊伦伯格只要从他的利润里拿出一小部分，就能够给全法国的小学生提供免费的午餐——而这件事情我在国民议会推动了好几年也没有进展。”
  “我不是财政部长。”
  “那您为什么要替他操心呢？无论他从什么地方弄来钱，只要这些钱能够用来投资教育就好。法兰西已经在这个工业化的时代里落后了，我们的政府必须像其他国家一样重视现代的科学和文化——就像德国一样！我一直在对所有人说，德国人的小学教师才是他们打赢1870年战争的最大功臣，法兰西并不是失败在色当的战场上，而是失败在小学的课堂上。”
  “我不否认您说的有些道理，”吕西安将手里的文件接着朝后翻，“可是您的这份法案里的很多东西，和教育完全扯不上关系——比方说这些：宗教为私人领域的个人活动，教会同样受到民法约束；共和国保护信仰自由；政府接管全部教会财产，神父和主教不再享受政府对公务人员的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