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过去这些年发生的各种诈骗案例相比，“凤仪11.26案”几个嫌犯的手法算不上十分高明，总结起来就是胆子比较大、策划的比较周密、包装的比较像。
  之所以能够成功，与地方政府热衷招商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唯gdp论英雄”的不良政绩观有很大关系。
  在考核压力下，凤仪县政府“饥不择食”，缺乏对引进项目的应有鉴别力，对外来投资者的身份和能力没有深究，从而让这帮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
  事实上早在两个月前，一些上当受骗的建筑企业负责人和材料供应商就发现不对劲，通过各种渠道向县里反应，甚至找过两家省级媒体。
  可能由于“惊天骗局”已经铺开，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也可能对这伙骗子仍抱有一丝幻想，一些主要领导从没有深究到不敢深究。
  在接受一个媒体记者采访时，常务副县长曾亚杰竟然声称官员竟然声称，“骗子能骗政府什么？他一寸土地也带不走，政府不会有任何损失。相反，随着土地不断升值，政府卖给别人还会赚不少。至于那些承包工程商被骗，那是他们贪图高利润，与政府无关。”
  现在的问题是，上当受骗的不只是工程承包商和材料供应商，还有凤仪县的一千多名干部教师！
  金鹰小区没立项，没经过发改、土地等部门审批，甚至连工程图纸都没有就开始预售，搞得跟集资建房差不多。
  商品房在大城市很多很正常，在凤仪这个小县城堪称稀罕事。
  一套两居室六七万，普通老百姓买不起，主要卖给有钱人和有能力定期还款的财政供养人员。
  这个“后续项目”是县里通过专门成立的城建投资公司以土地入股参与投资的，当时进行过轰轰烈烈的宣传，针对干部教师还推出一系列优惠，结果人家钱交了，少则一两万，多则三四万，骗子却把钱卷跑了。
  社会稳定的前提是干部队伍稳定。
  调查组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要求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首先要做好上当受骗的干部教师工作，一个县领导负责一个乡镇或一个部门，哪个乡镇或部门出问题，拿负责该乡镇或部门的县领导是问。
  这个分工也是“对口”的，政法高官兼公安局长马开元负责政法系统。
  公安经费紧张，基本工资都经常拖欠，民警日子过紧巴巴的，哪有闲钱买金鹰小区的“高档住宅”，可能与职业有一定关系，对金鹰公司也不是很新任，上当受骗的民警不多。
  相比之下，法院、检察院的问题要严重一些。
  先去法院，再去检察院和司法局，最后去公安局，跟主要领导交待清楚，跟上当受骗的同志开座谈会，人基本上全在，不过他们的家属估计全去金鹰公司报案了。谁也不知道赃款能不能追回来，马开元不敢瞎承诺，只能说一些含糊其辞的场面话。
  回到县委，正准备向书记汇报，宣传部长从广电局回来了。
  书记办公室门禁闭，不是人不在就是在里面谈什么事，马开元没贸然过去敲门，走到一边问：“朱部长，你那边怎么样？”
  “空口说白话，能怎么样？”朱部长轻叹了口气，下意识朝曾亚杰生前的办公室看去。
  “他一了百了，让我们收拾这个烂摊子，这日子真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过。”
  “进来时老徐说他爱人带孩子去招待所，门卫不让进，在门口大哭大闹，说曾亚杰是有责任，但我们这些人一样有责任。把骗子引进来也好，搞那些项目也罢，全是县里的集体决策，常委会上，县长办公会上，个个举过手的，不能把责任全往死人头上推。”
  当时是举过手，可排名靠后的政法高官和宣传部长在招商引资这一问题上有发言权吗？
  那女人去招待所找调查组喊冤叫屈，应该是针对书记、县长和政府的几个副县长。能够想象到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几位领导，在谈话时也确实存在把责任尽可能往曾亚杰身上推的情况。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从昨天上午到现在，马开元被搞得焦头烂额，没睡过好觉，没吃过一顿好饭，懒得再想这些烦心事，靠在护栏上抽起闷烟。
  朱部长探头看看书记办公室，低声问：“马书记，案子能不能破，钱能不能追回来？”
  这是县委县政府大院里所有人都想知道的问题，要是案子能破，赃款能追回来，责任一样会追究，但板子打下来应该不会特别重，毕竟所有人都知道曾亚杰应该负主要责任。
  如果案子破不了，赃款追不回来，把责任全算到一个死人身上一样解决不了问题，涉案金额那么大，涉及那么多人，影响如此恶劣，这个板子打下来绝不会轻。
  马开元猛了一口烟，摇摇头：“不知道。”
  “不知道，马书记，你没电话问？”
  “正在侦办的案件要保密，专案组长是省委的一个处长，直接对调查组和省厅负责，别说我无权过问，连市局都无权过问。”
  “省委的处长，不是公安厅的，外行指挥内行，他行吗？”
  “我打听过，确实不是公安厅的，省厅没这个人、听秦景乡说很年轻，看上去不到三十岁，到底行不行我一样没底。”
  这么大案件交给一个“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处长指挥侦破，这么多人的政治前途全捏在他手上，朱部长越想越担心，急切说：“马书记，你要想想办法，上级没免你职，你现在还兼任公安局长。”
  “他外行，我一样外行，再说现在公安局几乎被他和杜总队接管了，能干的民警全被调进两个专案组，其他民警也在配合专案组办案，除了帮着协调办案经费，在调查组眼皮底下我这个政法高官兼公安局长还能干什么？”
  公安局跟广电局不同，公安局现在真是由“条块管理”变成“条”管理了。
  朱部长意识到身边这位现在确实不能插手案件侦破，毕竟他首先是县委常委，同自己一样是接受调查组调查的对象，想想又问道：“曾亚杰的事查得怎么样？”
  “不知道，杜总队那边保密工作更严。”
  ……
  他们心急如焚，正在县委讨论案子。
  从未见过他们的韩博则在县武装部招待所办公室，亲自询问跟几名嫌犯打交道比较多的金鹰公司管理人员。
  正在接受询问的是公司副总贾川，六十三岁，退休前曾担任过县建设局副局长。一直当干部，养尊处优，看上去只有五十来岁。但精神状态并不好，很憔悴，很懊悔，老泪纵横。
  “贾川同志，我是省委省政府调查组成员韩博。你是一位老党员，党的政策你应该非常清楚，这件事的严重性你应该也认识到了，从我们掌握的情况上看，你一样是受害者。请你控制情绪，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现在虽然不是“双规”，但跟“双规”也差不了太多。
  门外不光有公安，还有市纪委的纪检干部。
  贾川退休前只是一个副科级干部，哪见过这么大阵势，更不敢不配合，哭诉道：“韩处长，我鬼迷心窍，我错了，我检讨，我对不起组织，对不起群众，对不起家庭……”
  “检讨是以后的事，先配合我们办案。”
  韩博示意做笔录的民警给他点上一根烟，打开笔记本问：“别紧张，请你回忆一下与戴辉等人打交道的过程，他们之间是什么一种关系，比如谁话语权比较大，又比如相互之间有没有矛盾。”
  “我配合，我交代。”
  贾川真把自己当成一个阶下囚，用几乎颤抖的语气说：“金鹰公司筹建时我就跟他们打交道，是曾县长介绍我去的，公司的大事小事戴辉说了算，不过很多事他会跟向海峰商量，他不在的时候，向海峰能做主。”
  “郭梦辰呢，他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郭梦辰有名无实，主要负责接待。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不配辆车，他说戴总不同意。不过他还是有点权的，发票拿到财务一万以下直接报销，不需要戴辉签字。”
  “薪金待遇呢？”
  “副总一个标准，一个月5000，说年底再分红。”
  “申雨露跟戴辉是什么关系？”
  “现在知道他们是一帮骗子，以前不知道，以前信他们的鬼话，一直以为申雨露和余绍东是总部派来的。向海峰、郭梦辰跟这两个人不合，经常在背后发牢骚。申雨露和余绍东表面上挺客气，可又有点瞧不起他们。”
  贾川吸了一口烟，接着道：“公司分成两派，戴辉知道这些情况，开会时经常说要团结。申雨露是从总部来的，余绍东是香港人，又年轻，我和老吴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去，后来招的年轻人跟他们走得比较近，想拍他们马屁。”
  一个骗子公司居然也有办公室政治，韩博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余绍东和申雨露有一腿，有一次我喝多了没回家，晚上住公司，看见申雨露睡在余绍东的房间。这是公开的秘密，公司几乎个个知道。”
  “戴辉很信任申雨露？”
  “信任，不信任能让她管账？”
  “戴辉跟余绍东什么关系？”
  “这两个人关系很奇怪，余绍东在公司几乎不管事，要么不来，来了整天唱歌跳舞，吃喝玩乐。除了一些重要饭局，其它饭局很少参加。也不怎么坐他自己的办公室，一上班就跑申雨露办公室打情骂俏。”
  贾川想了想，又说道：“对这些事，戴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着没看见。他事情多，应酬多，整天忙，只有开会时和一些重要饭局上跟余绍东说几句话，平时没什么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