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社原先联系公安厅禁毒局和边防总队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记者，他跑“禁毒口”已经三年了。领我去这两个单位“熟悉情况”之前，我们简短地有过一次交谈。对于我接替他联系这两个“口子”，他似乎很高兴，他希望我尽快熟悉情况，因为他已经被调整到“卫生口”，准确地说，就是跑医院——那是出大新闻的地方，有的是红包好拿，不像边防总队和禁毒局——禁毒宣传是政策需要，这些单位不仅不给红包，而且一旦破了大案，各路记者云集，要想拿到第一手资料，还得自己想办法去拉关系四处求人。
  边防总队负责对外宣传的部门叫宣传处，宣传处都是一群热气腾腾的年轻男人。他们当然很喜欢我这样年轻漂亮的女记者。
  很快我们就混熟了。
  宣传处的干事们都有在报纸上发表新闻稿的“任务”，他们都很乐意把可以公开的新闻素材提供给我，我把稿子写好，他们的领导审定后，发表时我会把他们的名字加上。他们拿着我写好的稿子，再给其他报纸用，我挣稿费，他们完成“任务”，皆大欢喜。
  有时候，他们有饭局，也喜欢叫我，如果我恰好有空，而且心情不错，就会去参加。我酒量不错，做小姐时练就了过硬的应酬功夫。饭桌上他们讲点荤段子什么的，我也跟着笑。当然我不讲，他们讲的时候，我就在心里偷着乐，我想要是把当年“哈尔滨”教我的那些段子讲出来，他们一定会吃惊得把眼镜都掉到汤碗里。也有个别年轻的警官约我晚上去唱歌蹦迪喝茶什么的，我一概回绝。我的原则是，决不和他们中间的任何人单独接触。
  “我看过你写的一些稿子，坦率地说，写得不错。我没想到，黎妮就是你。”“蝈蝈”说。
  “蝈蝈”当然不会知道黎妮就是我，对他来说，我不过是在北京，在他经办的一起案子里，作为当事人之一，与他单独相处了7个小时；而他对我就完全不同了，在那些寻找“蝈蝈”的日子里，我日日夜夜地研究他，这种研究已经成了一种对他的思念。对我来说，似乎我已经和他一起共同生活了很多很多年，他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宣传处的干事们普遍都认为我这个人很好“玩”之后，我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
  我把从网上下载的，与“四哥”一案有关的资料打印了一份，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地将“蝈蝈”穿着军装站在台上领奖的那张照片夹杂在打印在文字中间。有一天，我把这些资料拿给宣传处的汪副处长看，我说，我很想更深入地采访这个案子，我指着“蝈蝈”的照片，对汪副处长说，这个案子是他的经典之作，我想采访他。我说的时候，故做轻描淡写却又非常肯定，仿佛“蝈蝈”作为“四哥”一案主办侦察员的事实，天底下每个人都知道。
  果然，汪副处长没有产生任何怀疑，他说，噢，彭卫国啊，他是公安边防总队年轻一代侦察员中的佼佼者。汪副处长喜欢表扬人，而且特别喜欢表扬我。我还没有说话，他就开始表扬我，他说黎记者选的人不错啊，虽然边防有很多大名鼎鼎的缉毒英雄，但是写他们的人太多了，如果你再写那些“老英雄”，就很难写出好文章了。彭卫国不一样，据我所知，还没有专门写他的文章呢，而且他的确办过不少精品大案，写他很容易出彩啊！不过，他话锋一转，要采访彭卫国，需要请示上级。
  我的心中一阵狂喜。
  我终于知道了“蝈蝈”的名字。
  他的大名叫彭卫国。
  怪不得四哥让我叫他“国哥”，他呢，干脆让我叫他“蝈蝈”。
  后来我才知道，“蝈蝈”他们办案子的时候，特别是做“卧底”，他们很多时候都使用真名，反正，这个国家叫彭卫国的男人至少有几千个。
  传说古代有一种神奇的魔法，懂这种魔法的人一旦知道了一个人的名字，就有办法牢牢地控制这个人。
  我觉得我就是那个有魔法的人。
  让汪副处长请示去吧！
  没过几天，汪副处长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告诉我，经请示上级，可以采访彭卫国，但是采访后写成的稿子必须先经部队审定后才能发表，而且稿件中不能出现他的真实姓名，更不能出现他的照片。
  我连连点头，我感到一种强大的力量正扼住我的喉管，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再也无法保持从容镇定，我只能像个木偶似地拼命点头。
  “我什么时候能够采访他？”
  汪副处长笑出了一口白牙，他说，早就给你安排好了。彭卫国这段时间手里恰好没什么案子，上级已经通知了他，准备接受采访。汪副处长让我抓紧时间跟彭卫国联系，他说：“这些侦察员，神龙见首不见尾……”
  汪副处长给了我一个手机号码，他说这是彭卫国的生活手机，所谓生活手机，意味着除此之外他还有若干工作手机。
  “生活手机只用于与他生活有关的人联系，比如他的亲人……”
  当汪副处长说出“亲人”这两个字时，我的脑袋“嗡”地响了一声。我不知道汪副处长有没有看到我的脸红得厉害。
  “我能不能现在就见到他？”
  我小心翼翼地收好了那个号码。
  汪副处长笑眯眯地抄起了办公桌上的电话，笑眯眯地让总机接侦察队。他对话机笑眯眯地讲了一通话，于是我知道，几分钟之后，我寻找了整整三年的“蝈蝈”将出现在我的面前。
  “接下来的事情，你都已经知道了。”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我一眼就认出了你。”“蝈蝈”又点了一根香烟，稳稳地吸了一口，抬起头来，两只不大的眼睛透过袅袅的烟雾，亮晶晶地打量着我。
  “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认错了人。但我从来不会认错人，所以，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为什么你摇身一变成了记者？而且出现在这样一个你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地方？”他说。
  “我的脑子里刹那间掠过无数判断。最有可能的就是，你大学毕业了，回到故乡，当了记者，到我们部队采访，恰好碰上了我。”他接着说。
  “我打算回绝你，我从你的眼神里已经看出，你同样认出了我。而且，当你把印着四哥一案的材料递给我之后，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你是有备而来。”“蝈蝈”的目光像一枚钉子，仿佛我只是一张照片，他需要把我钉到墙上，仔细研究。
  “所以你一定会答应接受我的采访，你的性格决定了你一定会与我正面交锋，弄清我的真实意图。”我针锋相对。
  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不是一张照片，我是一个长发飘飘眼睛明亮面容姣好胸脯丰满两腿修长的漂亮姑娘。
  我很年轻，我还不满24岁。
  我有足够的资本爱上一个自己想爱的人。
  “不错，你对我的性格把握得很准，对我的心理研究得也很透彻。”我看到“蝈蝈”轻轻地咬了咬牙关。
  “你们做事情，其实就是研究对手的性格，琢磨对手的心理。为了找到你，我看了那么多例子，慢慢就学会了你们的方法”。我怕“蝈蝈”不高兴，声音里有一丝解释的意味。而且，我听从了他的警告，小心翼翼地不要出现“警察”、“办案”、“毒品”……一类的字眼。
  “你真的很聪明，如果你真的去那种生意，倒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对手。”“蝈蝈”吸了一口烟，面孔再次被烟雾遮蔽。
  “如果我永远找不到你，永远不能当面向你表白，我倒真的情愿去做那种生意，让你亲手办了我，我等待着你来问我，我会告诉你，我一直在找你，我去……做那种生意，是因为我爱你。”话一出口，我把自己吓了一跳。
  “不要乱说！”“蝈蝈”沉沉一声低喝。
  我嚅嗫着说“对不起”。
  “蝈蝈”说走吧，夜深了，人家要关门了。透过他的脸庞看过去，果然，最后一个服务生长长地打了一个哈欠。
  我说：“好吧，不过，你要答应我，我们一起到湖边走走。”
  “何况，我还没有听你的故事呢。你不讲故事，我怎么写稿子，怎么跟报社的领导交差？”
  “蝈蝈”露出一丝无可奈何的苦笑。
  白日里的翠湖永远是喧腾的。沿湖的街道一侧首尾相连停满了汽车，环湖的茶室里流淌着普洱茶的清香，夹杂着甩扑克牌的声音，嗑瓜子的声音，年轻人快乐谈笑的声音；湖心亭里快乐的中老年妇女咿咿呀呀地唱着花灯；外地人到了昆明，总是要到翠湖看一看的，可惜如今的翠湖早已没有汪曾褀老先生笔下的“心影”。特别是红嘴鸥飞临昆明的季节，白日的翠湖边更是人山人海，人们争相把撕成碎块的面包抛向天空，惊叫着等待红嘴鸥掠过头顶准确地将食物叼住。
  夜真的深了。
  那些唱花灯的人、游走的人、喝茶打牌的人，此刻，都仿佛电子游戏里的人物，game over，于是他们都从显示器上消失了，剩下一块黑亮的屏幕，镜子般照出孤零零的游戏者；又仿佛一个个纸折的模型，现在，他们都被折起来，收到了盒子里。我不想做一个可以被人随手关闭的游戏里的人物，更不愿意做一个可以被打开了放到街道上，也可以被折起来收进盒子里的白纸人。我不要别人摆布，我要做我自己，所以我要爱，只有能够主动去爱一个人，我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想我真是喝多了，我摇摇晃晃地走在“蝈蝈”身边，我挽着他的胳膊，而他并没有把我甩开。如果我不是喝多了，我怎么会絮絮叨叨地说这么多话？如果我不是喝多了，我怎么有理由挽住他的臂膀？
  两个骑着自行车巡逻的警察，像夜风掠起的两片落叶，摇摇晃晃地迎着我们驶过来。他们很注意地观察着我们，随后他们温和地叫我们站住。
  “蝈蝈”同样温和地打量着他们。
  我们看起来真的很像是一对恋人。
  一位警察对我们说：“早点回去吧，注意安全。”
  我甜甜地冲他笑。
  “蝈蝈”对他们说：“你们辛苦了。”两名巡逻的警察面面相觑，露出意外的表情。
  我们倚着湖畔的围栏停下了脚步。夜风吹来，我感到微微有些发凉。
  “蝈蝈”细心地感觉到了我的轻颤，他脱下上衣，自然而然地披到我的肩上。
  刹那间，我颤抖得更加厉害了。
  “蝈蝈”轻声问我：“还冷吗？”
  “我不是冷，是激动。”